从来都离不开书——做书店、开专栏、写书。
许知远的出现从来都离不开书。
即使是坐地铁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前的空隙，他的面前也总会有一本书，或是一本英文杂志，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。
他做书店、开专栏、写书。
八年间，从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到《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》，从《经济观察报》到《生活》杂志，这个在23岁就决定做一个作家的人，他的文字已经影响了新一批年轻人。
从24岁到31岁，许知远称，他的写作已经从追求华丽转变为注重对生活真实的体验。“我希望在写作中寻找安宁、美好的东西。”尽管他同时也认为，写作不应该是一件随性的事，发表意见应该是一种义务。
许知远文章中充溢的，是众多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。他在《经济观察报》的专栏结集《昨日与明日》，名字就是模仿李普曼的专栏“今日与明日”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参照体系的英美色彩浓厚：“特别是高中时期，那时受了很多李敖的影响。他不是在文章中说，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吗？”而对于传统文化，他却“一无了解”。朋友说，他谈论中国时的口气“就像一个外来者”。
高中与大学时期，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成为许知远最主要的阅读来源。北大图书馆三、五块钱处理的《时代》过刊，成为他认识西方的主要途径。这段阅读经历，对他的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对人、对事物、对国家的看法，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，比如说，我就曾认为个人主义是最好的。”
2002年，许知远第一次出国，他在美国待了一个月。“以前对于西方的认识更多是从书本上，这次是人和人更感性的接触，也是第一次跟以前只在教学参考书上出现的人进行真正的交流。像加尔布雷斯、希勒，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，他们的生活方式、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，甚至他们的谈话方式，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，慢慢形成自己的态度。我见加尔布雷斯时，他已经92岁了，还在写新书，当时我就觉得，我要做这样的人，要做一些新的事情。”
2004年，许知远第一次给大陆以外的杂志《天下》撰写专栏。一名台湾学生说，他从这本在华人世界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，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人写的文章。这也是许知远“发现中国”的开始：“那时还很模糊，不知道该怎么写中国。但写作和谈论是一种探索方式，在谈论中，我发现自己中国意识的空白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中国，只能去看《财富》、《纽约时报》是怎么写的。这是一块陌生的知识和情感领域。”
从为中国介绍西方，到向台湾介绍大陆，许知远感受的最大不同是，“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，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，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。所谓的冷峻都是假装的，要温情，不要滥情就可以了。”
这之后，许知远的文章中，“中国”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，“现在清晰一些了”。他开始试图探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。他的价值体系中，也开始补充进一些非英美体系的东西。近一两年，他开始写更多关于中国的事物。在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版的专栏就是希望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从来不读鲁迅的他，近几个月开始读鲁迅了。而且，他还计划到中国各地走走，通过与当地人的交谈，把看到、听到的东西表达出来。他依然读不下去古文，看的更多的还是汉学家写中国的文章。
微电子专业的背景却频频在经济领域发言、文章中过分的旁征博引，都成为人们对许知远的最大质疑。“专家是多么愚蠢的title呀！”许知远反驳说。“我的专业是人，是一个更宏观的概念。而且我大量使用引语，是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。用引语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一个连接的过程，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人，为读者提供启发。那是我试图分析和推理的方式呀。在西方传统里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我们的国家太反智了，人们喜欢直接的东西。而我传递更多的是信息和推理，不是一个确定的观点。我不一定有观点，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上，才能得出看法。当我有观点的时候我会表达出来的。”
许知远说，他开始更重视微小的变化。“成长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经验的积累，更是内心对于自己所做事情确认的过程。”这个曾经迷恋苏晓康式抒情体，曾经以李敖、孔庆东为精神武器的年轻人，已经过了而立之年：“世界的参照体系很多，你要试图从不同的地方借鉴不同的经验。我还没有成型，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，所以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。知识可以被不断取代、颠覆，但性格的塑造却能给人生带来稳定性。生活没有特殊的转折点，而是由dailywork积累而成的，认识到这一点，是我自己成熟的标志。”
2010年5月，韩寒入选《时代周刊》年度百人榜之后，突遭“炮轰”，知名作家许知远撰文《庸众的胜利》，对韩寒的“公共知识分子形象”进行批判。
“此刻的中国，人人都在谈论韩寒。他像是越来越压抑、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。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，媒体欢呼他是‘青年领袖’、‘年度人物’，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，还有思想。”
“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，没有任何阅读障碍，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；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，显得如此机智，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，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；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，很酷。他能把赛车冠军、畅销书作家、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种角色结合，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，况且他才二十七岁。人们尤其着迷于最后一点，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，嘲讽这社会中的种种愚蠢和不公。”
许知远的结论则是：“韩寒掀起的迷狂，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、可悲、浅薄——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，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。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，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，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。”
素写：罗振宇、姚晨、冯小刚与张楚
许知远：这个罗振宇的形象，与我期待的不大相同。是的，我对他心怀偏见。但同时，我又对他的成功倍感好奇。
罗振宇
在回忆读《离骚》的课堂时，罗振宇的眼神突然柔和起来。那位不知使用哪里方言、摇头晃脑谈起屈原的老师，让他感受到另一个世界的美与诱惑。这是1990年代初的武汉，罗振宇是一个来自芜湖的少年，除去逃离家乡的逼仄，他对未来没有太多想法。
这个罗振宇的形象，与我期待的不大相同。是的，我对他心怀偏见。他在“罗辑思维”所倡导的那套可疑的、大杂烩式的知识，他所不断抛出的“U盘化生存”之类的似是而非的概念，还有他在办公室内张贴的“要嫖就要嫖娘娘”式的网络标语，都让我颇感不悦。同时，我又对他的成功倍感好奇。他就像这个被信息、资本、名声所造就的新浪潮中的冲浪者，他的壮硕身材，丝毫不影响他的轻盈姿态。
在三个小时的谈话中，他诚实得令我惊诧。一些时候，我觉得他过于“诚实”，将自己的高度实用性、功利性和盘托出。我多少怀疑，这种“诚实”也蕴含着某种对抗，他刻意否定我试图倡导的一些东西。但是，“离骚”一刻，还是流露出他的另一面。在另一个时刻，他说倘若贵阳一位修理工人，因为他的节目，试图去订阅一本《经济学原理》，这也是他莫大的成就所在。在那个瞬间，他成了一个启蒙者，而非“煽动者”。
我们的谈话既畅快又不求甚解。一些时候，我不知该怎样回应他。比如，当他说自己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、而是个拉马克主义者时，我压根不知该怎么追问下去。我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都是模糊的。我猜，他也一样，但他比我更敢于使用这些概念。我猜，很多读者与听众，都是被他的这种概念使用方式所折服，心甘情愿成为追随者。他也比我想象的更为细腻与体贴。在采访结束后，我们都既感到痛快、也有一丝不安。节目播出前，我问制片人李伦，让罗胖这样公开的说了这么多“蠢话”，是否太不厚道。李伦则说，罗也刚刚对他表示，自己占据了整个谈话的节奏，是否太压抑了知远。
在这次谈话一年后，他的事业似乎又完成了转型。他成了一个知识批量的、集体式的供应商。他所说的将网红Papi酱的一次榨干的预判，似乎也成了真。他或许不会在乎这个，他想追求的是永远向前看。从芜湖的少年时光开始起，那种强烈的生存哲学从未真正改变过，似乎总有一条饿狗在他身后追赶。
姚晨
姚晨是个性感的女人。
在偶尔临别的拥抱中，她的身体散发出一种诱惑与召唤，倘若她愿意，可以融化掉你。这也反映在她的神情中，在一阵大笑之后，她的眉宇之间又会有一种迷惘，似乎另一个更充满困惑的自我浮现出来。这个自我渴望陌生之冒险，期待另一种生活。
我尤其喜欢，作为一名民族舞蹈演员，她在福州摇摇晃晃的生活片段。这是一座缓慢、闲散的城市，郁达夫描写过这城市女人的滋味。为了打发时光，她在肯德基兼职，暗恋一位叫Tony的餐厅经理。
命运最终把它从这种停滞中解脱出来，并把她推向了一个远超自己想象的地位。她不仅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，还变成了国际舞台上最被认可的东方女明星。《时代》评选她是“最具影响力的100人”，英国一家时尚杂志说她是亚洲最性感的女人，传奇摄影师Annie Leibovitz则将她视作世界最有力量的女人之一。这种认可与她的生命中的新尝试有关，她出任联合国的特使，前往泰国、菲律宾、阿富汗、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，去给这些饱受命运困扰的人们带去某种安慰，尽管她自己也并不确定，是否真的能带去安慰，这经历无疑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她自己。这种尝试，也使她不再是一名成功的女演员，而是一名愿意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、富有道德关怀意味的女明星，或许离她仰慕的Angelina Jolie更进了一步。
不过，姚晨也知道自己的困境。她在演艺界的实际成就与她的名声似乎并不匹配。她一直没有创造出独树一帜、令人难忘的屏幕形象。这困扰她，也催促她做出更多的努力。
冯小刚
在见到冯小刚之前，我有一丝紧张。这既是某种习惯性的——陌生人总让我紧张，也与他的特殊性有关。我这一代人，倘若在北方成长，都会受到王朔、姜文、冯小刚式的话语影响。那种玩世不恭、那种智力优越，在戏谑背后偶尔的深情，都曾让我们着迷不已，渴望自己也像他们那样说话。
当然，我很快就意识到，自己成为不了他们，甚至开始反感他们。在他们表面的反叛之下，是对权力与名声的着迷，他们只想震慑他人，却缺乏真正的热忱来理解、鼓舞他人。最为致命的是，他们那曾反叛性的“反智”言说，最终促成了这股粗鄙、反智浪潮的兴起，他们成了封闭的既有权力的一部分。
在1980年代末涌现的这群“侃爷”中，冯小刚算是个迟到的成功者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他只是王朔的模仿者。但是，他的韧性却惊人。自从1997年的《甲方乙方》之后，他成了中国娱乐界最成功的人物之一。在回顾这20年的中国文化时，我不无惊异的发现，他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定义了中国新中产阶级的价值观。他的那些风靡一时的电影或许不够杰出，却直抵中国社会的悲喜之处。当好莱坞邀请他把手印留在星光大道时，一定是对他的这种能力的赞许。
而在这荣耀达到顶峰之时，他又想尝试些别的，既是为了内心之召唤，或许也是想打破外界对自己的成见。他的《一九四二》想呈现自己对中国式悲剧的理解，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则是想解析此刻的中国，他想成为“冯大师”。但他的尝试没有带来期待的回应，他对此忿忿不平。即使他自己也要承认，即使在做出这些大胆尝试时，他也仍想维持某种平衡。他希望展现自己，但总是渴望被欢迎。在这种意义上，他仍是那个“冯裤子”。
这就像他塑造的那位“六爷”，他同时是怯懦与勇敢的。这两者的紧张感，或许正是他创造力的源泉。
张楚
张楚与我的青春时光紧密相联。大学二年级的冬日，每晚九时，我从图书馆走出，沿着燕南园的外墙走回28楼，一路上总在听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。我用的是Sony的Walkman，因为不断地倒带，磁带的音质已有了擦擦声。磁带宣传照上，有张楚迷惘的眼神，还有制作人张培仁一段煽情的文案。
“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，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”，这两句歌词尤其徘徊在我脑海中。这与我当时的心境有关，我正着迷于法语系一位姑娘，她有一张带着浅浅哀怨的面庞与一双结实大腿。在一个上午，我推开了她所在课堂的门，对着一脸茫然的法语系外教念了一句法语的“对不起”，然后径直走到她的课桌前，放下一枝玫瑰花，念了四句张楚的歌词。
我实在太紧张了，忘记了她是否因为窘迫或害羞而涨红了脸，又接着把脸埋到了桌子上。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，我最终也未能抚摸到她的大腿。但张楚却对我有了特别的意义。据说，这个法语系的姑娘，早已嫁为人妇，而且成为了硅谷的一名程序员。
对于大学期间我的来说，张楚不仅是抒情的，也代表某种知识分子立场。一位余姓的师兄，也是我的思想启蒙者之一，曾洋洋洒洒地分析张楚歌词中的平民精神，他作为一个吟游诗人、社会观察者的身份。是的，在我心中，张楚与其他歌手都不一样。
多年之后，我认识了张楚。此时，魔岩三杰已被定格在九十年代的神话中，他们在新时代的遭遇，被视作一个乌托邦破灭之后的感伤故事。但张楚却比我想象的开朗与有趣得多，他说起对外星人、宇宙的兴趣，对于自己的人生轨迹相当诚恳。他也在竭力进行新的创造，但也坦然接受，他或许会一直生活于昔日盛名的长长阴影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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